如果再来个其他“公司”，想要入股北仑港，并给左家的土地估出了一个高昂数字，同时左家愿意把土地并入到北仑港公司。
日本商会到时候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坐看股份缩水，要么按照新的估价补差价，当然也可以强取豪夺，可如果那个新公司是英国的，美国的，甚至德国的呢？
那左家买下北仑土地花了多少钱呢，不到两万元，该死的资本游戏，绝对会给日本人一个撕心裂肺的教训，看来日本商会不能动了，至少不能大动干戈，毕竟事关祖宗家业啊。
左重咽了咽口水，怪不得老爷子和父亲都不愿意告诉他，这种事越少人知道越好，古语早就有言，君不密丧其国，臣不密失其身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左重忙着处理各种情报，正金银行、大和商行与宁波日本商会果然有猫腻，宁波和沪上相继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
除了宁波的日本商会，其他城市的日本商会，也部分参与了商业间谍活动，居中联络的便是正金和大和，一个给钱，一个给人。
这已经不是孤立的案件了，左重把特务们慢慢撤了回来，贴靠侦察很打草惊蛇，情报科转而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窃听，拍照取证。
左重忙得不可开交，连教左钧功夫都没有时间，干脆扔给了何逸君，一只羊是赶，一群也是放。
可没等他喘口气，邬春阳又送来了中日佛教的相关资料，左重考虑对日本商会的调查将是一项长期工作，便彻底交由邬春阳处置。
他自己则全力侦破普陀山日谍案，戴春峰给他的压力不小，这些日子电文不断，拐弯抹角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，就差亲自上阵了。
坐在书桌前，左重悠然点上一支烟，翻开一本颇有年头的日本古籍，幸好没放弃学习日文，否则资料都看不懂，果然技多不压身呐。
他这一看就是一整天，期间饭菜都是由仆人送到门口，华灯初上时，左重暂时合上了书页，闭上眼睛回忆着收获，很大的收获。
日本佛教最早跟中土佛教一脉相承，后来多有变化，各个派别差别巨大，江户幕府时代，佛教还被列为幕府封建制度中的重要环节。
等到明治天皇亲政之后，采取改革新政，在技术上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文明，在思想上则是恢复君权神道主义，以神道为国粹的立场来说，佛教是被排斥的外来宗教。
如明治五年时，日本政府更宣布允许僧侣娶妻、食肉及蓄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日本佛教没落和世俗化就不可避免了。
为了争夺信众和生计，日本和尚开始介入一些以往并不涉及的行业，比如墓地祭祀，甚至从军，这就是所谓的入世。
左重在一本手抄本看到了一个词—随军僧，他们为日军士兵提供超度以及心理辅导之类的服务，相比在枪林弹雨中举行野葬而言，由和尚主持的超度，更能缓解那些与死亡相伴的士兵对战死的不安，并提升他们的士气，作用类似牧师。
除了入世之外，日本佛教发展到现在，教义跟民国也有了差别。
如民国的大乘佛教重在证悟自性，而日本佛教重在证得神我；日本僧人多朝贵，中国僧人多野逸。
还有民国寺院是由上一任传给弟子继承，日本佛教则不同，他们的位置是世代相传的，即父传子。
这帮人可以婚姻、食荤、几乎没有任何戒律，他们参与战争，也被认定是正常的维护佛祖的行为。
所以一个和尚成为间谍，在日本这个国家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。
左重思考着日本和尚的特征，吃酒喝肉娶亲，不遵守清规戒律？赚钱买卖，乐衷于跟佛门无关的事物？这些是日本特殊国情造成的地方特色，无法作为甄别的条件。
日本间谍不会如此愚蠢，伪装隐藏很容易，无非不吃酒肉，不掺和金钱往来，不娶亲结婚，这些都不是大问题，甚至偷偷犯戒也不会有人发现，可以排除这个方向了。
但想要伪装成另外一个人，就必须重新捏造一个全新的身份和三观，新身份对情报机关不难，对和尚而言，改变三观才是巨大难题。
这个间谍能在普陀山这样的佛教圣地顺利隐藏，本身的佛学水平肯定不会太差，这说明他学佛时间不短，已经有了稳固的信仰认知。
再想想戴春峰给自己的那个物品，并综合凌三平的专业意见，这个间谍年纪不会太小，很可能在日本国内就当了很多年的和尚，对于日本佛学的理解已经根深蒂固。
中日佛教的巨大差异，必然导致重塑信仰的过程是痛苦的、煎熬的，这让左重想到了一个词，如坠无间地狱—所受之苦无有间断。
间谍与和尚确实比一般人的意志要坚强，可再坚强也是人，左重不相信对方可以轻易改变信仰，所以这个间谍的破绽在于他的心。
心？左重陷入了思索。